公共经济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共经济；房地产；政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经济作为支柱产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促使劳动力、资本迅速涌入城市发展中，同时也增加城市土地住房的需求。政府的引导以及资金的流入为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政策资金的支持，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数量也在迅速增加，传统的住房模式被打破。房地产的发展目标没有确定，其偏移了以居民刚性住房需求为主的发展目标，不利于改善人们的住房条件。为此，需要建设保障性住房，满足居民的刚性需求，促使其符合我国经济形势形式，避免出现土地供求关系紧张、土地住房空置率高等问题，使住房的属性从商品回归到居住。

一、基于公共经济学下的房地产经济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房地产经济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其租赁权与房地产经济结构息息相关，需要发挥政府经济发展规划的作用，避免房地产商业脱离以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目的。其实房地产商开展住房建设需要经过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规划商业区与住宅区进行房地产行业控制，促使房地产商可以结合当地居民需求落实住宅建设，避免房地产建设滞销。另外，房屋建设定价没能结合相应的市场需求进行定价，价格竞争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控制，导致部分房地产开发商没能协调房产建设与定价的关系，导致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从而出现房屋滞销的情况。同时，还有部分房地产开发商过于追求低价，导致房地产开发不到位，出现居住问题。为此，在开展房地产开发建设需要根据市场经济落实房屋定价，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带动传统消费产业的发展。

二、基于公共经济学下的房地产经济的现状与成因分析

（一）现状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落实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从而带动煤炭、交通等产业的发展。不过2005年以来，我国城市房地产出现结构性问题，经济适用房、普通商品房等房产供应量不足，而高档住房以及大面积商品房供应量过大。其中部分城市的房价与当地薪资水平不协调，价格上涨过快。近年来，中国部分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增长过快，其评价价格同比增长幅度达到14%以上，普通人群购房困难[1]。再加上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中介没有落实规范的行为观念，出现行为不规范的情况，更是影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另外，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完善，关于住房管理的法律制度得到发展，不过仍需要不断优化制度管理体系的建设，从而避免投机行为、哄抬房价等情况出现。当然在公共经济学的视角下，还需要完善房地产的金融体系，避免各行业的资金过于集中在房地产行业中，更是加重房产的空置率。政府需要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对房价进行抑制，从而遏制房价的快速上涨，避免房价过快增长影响居民消费，从而有效解决当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困局。

（二）成因分析

房地产业过度增长与地价建材价格、利益集团的炒作以及过度市场化有关，想要落实房价控制需要结合房地产行业的实际情况，开展针对性分析，从而落实有效政策以及措施实现房地产行业控制，避免房价快速上涨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结合公共经济学进行房地产行业分析，需要明确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进行消费的物品，不具备竞争性，其性质介于“公共”和“私人”之间[2]。房地产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满足公众住房需求，不过现实生活中需要支付一定比例成本才能消费物品，目前房地产行业没能发挥公共物品的属性，难以有效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当前房地产经济进入寻求发展的瓶颈期，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土地使用权限审批功能进行房地产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结合土地价值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建立高效的房地产流通渠道，保证房地产市场交易稳定。房地产具备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社会分配职能，促使房子可以承担人们生存的基本功能，从而维护公民的权益，发挥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另外法律制度滞后、住房公共性减弱，容易影响群众利益，导致公共住房向私人住房倾斜。由此可见，仅依靠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是没能有效解决房地产行业问题的。政府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开展行政调整，从而缓解房价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三、基于公共经济学下的房地产经济解决对策

（一）增建保障性住房，鼓励开展集资建房

基于公共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政府可以采用的相关政策多为财政金融政策、行政政策和制度。其实我国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房产税政策管理，如不动产税、所得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可以有效缓解巨大的住房压力，也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可以有效缓解低收入人群住房压力的重要措施，从而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同时控制高端住宅市场的增长情况，稳定房地产价格上涨，促使房地产行业可以健康发展。当然政府还需要保证信息的公开，努力建设“阳光政府”，促使人们可以了解相关的政策制度，从而有效消除房地产中的寻租现象。同时，还需要控制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分配管理，落实保障性住房的作用，避免囤积住房影响市场需求的稳定性。政府需要开展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建设，增加公共住房的占比，从而有效控制区域的房价。为此，需要充分认识了解住房的本质，发挥其公共属性的特性，通过贯彻落实现有的房地产行业相关政策进行房价的有效调控，促使房价可以满足实际的住房需求。并且结合当地的住房情况，进行加快保障性住房、廉租房等住房的建设，提高保障性住房的使用效率，从而有效协调住房的供给情况，缓解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压力。其实高昂的土地成本也会影响房价增长，为此应当加强政策的宏观调控，在土地政策上给予优惠政策，并且鼓励集资建房，从而有效分摊建房成本。例如城市居民加入住房建设中，降低房屋建设价格，通过多主体的影响，促使房价低于市场价格，进而控制房价的增长。当然，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监管，需要完善税收制度，避免企业过度开发，同时掌握房地产发展情况，加强对房地产的税收力度，完善建筑企业征信制度，从而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3]。

（二）合理规划城市土地，增加宏观调控力度

基于公共经济学下，需要完善城市土地的开发、经营，避免土地出让影响土地规划。相反，需要落实土地开发，从而不断提高国民经济，为社会谋求新发展。为此相关工作人员需要结合房地产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土地科学规划。另外，还需要发挥房地产的其他功能，规划娱乐场所或者公共设施、旅游场所进行销售获益，提高房地产的经营收益。其实开展房地产行业的开发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合理规划，避免城市用地不科学影响房地产的开发效率。比如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超市公园、大学旅游场所等不同类型的大型综合场地规划，可以通过明确不同场地的规划位置以及建筑规模，提高城市用地的效率，促使城市经济可以得到快速增长。目前国内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需要科学调整房地产经济发展。此外，房地产作为重要产业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稳定，为此政府部门需要控制自身职能开展宏观调控，科学调整房地产价格，促使其可以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其实单纯炒热地皮已经不符合新时期的房地产发展需求了，政府部门需要寻求其他方式稳定区域经济增长，结合房地产经济发展趋势，有效做出合适的措施。比如针对短期规划可以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针对长期规划可以通过办公楼出租的方法来实现。另外，开展房地产经济发展需要综合居民承受力，通过新媒体等宣传方式进行消费观念的积极引导，并且借助计算机技术监测房地产价格、完善地价公示制度，适当采取调控手段避免出现投机、炒作情况。当然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健全预警机制进行房地产经济的管理，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有效研究地区房产市场情况，从而建立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预警机制，结合不同的分析指标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从而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有效监管。

（三）提升住房建筑质量，完善市场金融机制建设

在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要全面检查房地产建设质量，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合理布局城市房地产开发，保证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土地对房地产业发展影响较大，为此政府应在满足人们实际生活、发展要求的同时，优化房地产行业的管理措施。其中，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与房地产开发最直接相关的[4]。因此，政府应发挥土地政策对土地价格的调整作用，落实土地开发政策进而有效调整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其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干预经济发展的过程。政府应不断完善土地开发储备制度，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另外，房地产与金融业发展分不开，需要增加消费贷款比例，把控投资型房贷管理，杜绝炒房行为，通过审核个人信贷的风险情况进行金融市场管理。其中关于住房抵押的二级金融市场，需要连通一二级金融市场，解决房地产问题。同时还可以建立房地产金融体系，合理利用闲散资金进行房地产投资，同时加大土地供应量，降低建房成本，从而不断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5]。事实上，建设金融信贷体系，与银行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不断完善房地产经济的信贷体系，优化房地产资金管理。当然还可以结合不同人群的资金管理情况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比如开发保障性住房的金融产品，让低收入人群可以获得相应的服务，从而为房地产行业创造经济利润。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国民经济发展离不开房地产经济，有效控制房地产市场可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进行政策引导，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有效抑制房价增长，避免高房价的负面作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为此有必要对房地产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控制，建立适合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促使国家房地产市场经济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丁莉.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趋势[J].中国房地产,2021(11):33-36.

[2]陈育权.新时期房地产经济的影响及发展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21(02):21-22.

[3]刘欢.以公共经济学原理看我国房地产[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9(08):131.

[4]王洪艳,孙钰.以公共经济学原理看我国房地产[J].中国集体经济,2014(19):14-15.

公共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经济；房地产；政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经济作为支柱产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促使劳动力、资本迅速涌入城市发展中，同时也增加城市土地住房的需求。政府的引导以及资金的流入为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政策资金的支持，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数量也在迅速增加，传统的住房模式被打破。房地产的发展目标没有确定，其偏移了以居民刚性住房需求为主的发展目标，不利于改善人们的住房条件。为此，需要建设保障性住房，满足居民的刚性需求，促使其符合我国经济形势形式，避免出现土地供求关系紧张、土地住房空置率高等问题，使住房的属性从商品回归到居住。

一、基于公共经济学下的房地产经济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房地产经济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其租赁权与房地产经济结构息息相关，需要发挥政府经济发展规划的作用，避免房地产商业脱离以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目的。其实房地产商开展住房建设需要经过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规划商业区与住宅区进行房地产行业控制，促使房地产商可以结合当地居民需求落实住宅建设，避免房地产建设滞销。另外，房屋建设定价没能结合相应的市场需求进行定价，价格竞争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控制，导致部分房地产开发商没能协调房产建设与定价的关系，导致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从而出现房屋滞销的情况。同时，还有部分房地产开发商过于追求低价，导致房地产开发不到位，出现居住问题。为此，在开展房地产开发建设需要根据市场经济落实房屋定价，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带动传统消费产业的发展。

二、基于公共经济学下的房地产经济的现状与成因分析

（一）现状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落实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从而带动煤炭、交通等产业的发展。不过2005年以来，我国城市房地产出现结构性问题，经济适用房、普通商品房等房产供应量不足，而高档住房以及大面积商品房供应量过大。其中部分城市的房价与当地薪资水平不协调，价格上涨过快。近年来，中国部分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增长过快，其评价价格同比增长幅度达到14%以上，普通人群购房困难[1]。再加上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中介没有落实规范的行为观念，出现行为不规范的情况，更是影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另外，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完善，关于住房管理的法律制度得到发展，不过仍需要不断优化制度管理体系的建设，从而避免投机行为、哄抬房价等情况出现。当然在公共经济学的视角下，还需要完善房地产的金融体系，避免各行业的资金过于集中在房地产行业中，更是加重房产的空置率。政府需要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对房价进行抑制，从而遏制房价的快速上涨，避免房价过快增长影响居民消费，从而有效解决当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困局。

（二）成因分析

房地产业过度增长与地价建材价格、利益集团的炒作以及过度市场化有关，想要落实房价控制需要结合房地产行业的实际情况，开展针对性分析，从而落实有效政策以及措施实现房地产行业控制，避免房价快速上涨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结合公共经济学进行房地产行业分析，需要明确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进行消费的物品，不具备竞争性，其性质介于“公共”和“私人”之间[2]。房地产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满足公众住房需求，不过现实生活中需要支付一定比例成本才能消费物品，目前房地产行业没能发挥公共物品的属性，难以有效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当前房地产经济进入寻求发展的瓶颈期，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土地使用权限审批功能进行房地产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结合土地价值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建立高效的房地产流通渠道，保证房地产市场交易稳定。房地产具备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社会分配职能，促使房子可以承担人们生存的基本功能，从而维护公民的权益，发挥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另外法律制度滞后、住房公共性减弱，容易影响群众利益，导致公共住房向私人住房倾斜。由此可见，仅依靠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是没能有效解决房地产行业问题的。政府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开展行政调整，从而缓解房价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三、基于公共经济学下的房地产经济解决对策

（一）增建保障性住房，鼓励开展集资建房

基于公共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政府可以采用的相关政策多为财政金融政策、行政政策和制度。其实我国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房产税政策管理，如不动产税、所得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可以有效缓解巨大的住房压力，也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可以有效缓解低收入人群住房压力的重要措施，从而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同时控制高端住宅市场的增长情况，稳定房地产价格上涨，促使房地产行业可以健康发展。当然政府还需要保证信息的公开，努力建设“阳光政府”，促使人们可以了解相关的政策制度，从而有效消除房地产中的寻租现象。同时，还需要控制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分配管理，落实保障性住房的作用，避免囤积住房影响市场需求的稳定性。政府需要开展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建设，增加公共住房的占比，从而有效控制区域的房价。为此，需要充分认识了解住房的本质，发挥其公共属性的特性，通过贯彻落实现有的房地产行业相关政策进行房价的有效调控，促使房价可以满足实际的住房需求。并且结合当地的住房情况，进行加快保障性住房、廉租房等住房的建设，提高保障性住房的使用效率，从而有效协调住房的供给情况，缓解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压力。其实高昂的土地成本也会影响房价增长，为此应当加强政策的宏观调控，在土地政策上给予优惠政策，并且鼓励集资建房，从而有效分摊建房成本。例如城市居民加入住房建设中，降低房屋建设价格，通过多主体的影响，促使房价低于市场价格，进而控制房价的增长。当然，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监管，需要完善税收制度，避免企业过度开发，同时掌握房地产发展情况，加强对房地产的税收力度，完善建筑企业征信制度，从而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3]。

（二）合理规划城市土地，增加宏观调控力度

基于公共经济学下，需要完善城市土地的开发、经营，避免土地出让影响土地规划。相反，需要落实土地开发，从而不断提高国民经济，为社会谋求新发展。为此相关工作人员需要结合房地产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土地科学规划。另外，还需要发挥房地产的其他功能，规划娱乐场所或者公共设施、旅游场所进行销售获益，提高房地产的经营收益。其实开展房地产行业的开发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合理规划，避免城市用地不科学影响房地产的开发效率。比如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超市公园、大学旅游场所等不同类型的大型综合场地规划，可以通过明确不同场地的规划位置以及建筑规模，提高城市用地的效率，促使城市经济可以得到快速增长。目前国内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需要科学调整房地产经济发展。此外，房地产作为重要产业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稳定，为此政府部门需要控制自身职能开展宏观调控，科学调整房地产价格，促使其可以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其实单纯炒热地皮已经不符合新时期的房地产发展需求了，政府部门需要寻求其他方式稳定区域经济增长，结合房地产经济发展趋势，有效做出合适的措施。比如针对短期规划可以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针对长期规划可以通过办公楼出租的方法来实现。另外，开展房地产经济发展需要综合居民承受力，通过新媒体等宣传方式进行消费观念的积极引导，并且借助计算机技术监测房地产价格、完善地价公示制度，适当采取调控手段避免出现投机、炒作情况。当然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健全预警机制进行房地产经济的管理，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有效研究地区房产市场情况，从而建立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预警机制，结合不同的分析指标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从而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有效监管。

（三）提升住房建筑质量，完善市场金融机制建设

在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要全面检查房地产建设质量，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合理布局城市房地产开发，保证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土地对房地产业发展影响较大，为此政府应在满足人们实际生活、发展要求的同时，优化房地产行业的管理措施。其中，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与房地产开发最直接相关的[4]。因此，政府应发挥土地政策对土地价格的调整作用，落实土地开发政策进而有效调整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其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干预经济发展的过程。政府应不断完善土地开发储备制度，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另外，房地产与金融业发展分不开，需要增加消费贷款比例，把控投资型房贷管理，杜绝炒房行为，通过审核个人信贷的风险情况进行金融市场管理。其中关于住房抵押的二级金融市场，需要连通一二级金融市场，解决房地产问题。同时还可以建立房地产金融体系，合理利用闲散资金进行房地产投资，同时加大土地供应量，降低建房成本，从而不断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5]。事实上，建设金融信贷体系，与银行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不断完善房地产经济的信贷体系，优化房地产资金管理。当然还可以结合不同人群的资金管理情况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比如开发保障性住房的金融产品，让低收入人群可以获得相应的服务，从而为房地产行业创造经济利润。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国民经济发展离不开房地产经济，有效控制房地产市场可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进行政策引导，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有效抑制房价增长，避免高房价的负面作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为此有必要对房地产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控制，建立适合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促使国家房地产市场经济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丁莉.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趋势[J].中国房地产,2021(11):33-36.

[2]陈育权.新时期房地产经济的影响及发展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21(02):21-22.

[3]刘欢.以公共经济学原理看我国房地产[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9(08):131.

[4]王洪艳,孙钰.以公共经济学原理看我国房地产[J].中国集体经济,2014(19):14-15.

公共经济学范文第3篇

会展经济指的是以主题、节日活动等为契机来举办的不同形式的展销、会议、展览等各种活动，并由此带来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效应或经济效应的经济行为。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会展经济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与会展业不同，会展经济属于一种经济行为或现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第二，会展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区域经济水平、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会展经济能够对优化地方经济结构发挥作用，促进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型及升级，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能够满足经济新常态的需求。第三，展览、展销等形式为会展经济的呈现方式，会展经济主要包含了经济成果、文化成果、技术成果、政治成果等内容的展览、交流、展销等，所以，会展经济具有促进性、交流性、聚拢性、科技性等特征。第四，会展经济的跨区域及跨文化特征比较明显。会展经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的经济行为及经济现象产生影响，会展经济不仅具有全国性特征，而且具有国际性特征，通过促进某一城市的经济发展而逐步促进整个国家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二、会展经济的功能

1.会展经济的带动性

会展经济能够为相关各方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且能够助推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刺激相关产业发展。比如旅游业、餐饮业、交通业、广告业、家装业、住宿业等各种行业都有可能成为会展经济的形式，对加强区域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有专家指出，国际展览业中的展览收入与相关社会收入之间的比例为1:9,会展业的产业带动性可见一斑。会展经济的带动性不仅能够通过新兴会展产业群表现出来，也能够通过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展现，最终为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会展经济的传播性

会展经济借助展销、会议、展览等不同形式来将不同区域的文化、政治、商品、信息、技术等内容进行传播。在信息时代下，会展经济中的内容传播更具立体性、高效性等优势。例如在某一领域研发出新产品之后，相关人员可以通过会的形式来详细介绍产品的研发理念、功能、性能、优势等，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全面、深入地了解该产品，为提升新产品的宣传度和市场影响力奠定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不同形式与性质的会展活动可以让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各相关社会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更加频繁和顺畅，使得市场经济的调整与控制变得更具靶向性。

3.会展经济能够助推城市发展

会展经济带来的综合效应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经济效应，也能够促进城市的资源整合与优化，让城市的“人气”更高。在会展经济的带动下，城市不仅能够“引进来”，也能够“走出去”，让城市的影响力、知名度、美誉度等都得到提升，为城市的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会展经济的影响因素

追求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从公共经济视角来分析，对会展经济的成本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展位租金、会展管理与组织的成本、会展产品及内容宣传的成本、会展活动的支出与管理成本、会展活动服务成本、参与会展活动而形成的交通成本等内容，对会展经济的收益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含展位租金（主要是展馆向参展商收取）、门票（主要是展馆向参观者收取）、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

四、以公共经济学为视角的会展经济主体与政府职能分析

为了确保会展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就应对各主体的功能定位予以明确，以会展经济的性质、功能、特点等为视角来全面分析会展经济的主体及政府职能。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作为会展经济的主导者，政府的引导及调节作用显而易见，尤其在某些国际性会展活动中，政府部门甚至需要负责会展承办的相关事宜，如此才能将会展经济的综合效能发挥出来。从展馆经营者的角度来看，作为会展经济的重要载体，展馆一般是由资产经营者独立运营，从而尽可能地将展馆这一巨额资产的重要价值发挥出来。展览经营者为会展活动的直接行动者，会展的档次、规模、质量、效益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展览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及相关人员的综合素养。从参展商的角度来看，与展馆、组展商不同，参展商在展览活动中扮演客观角色，主要为会展活动提供参展品。参展商能够通过会展这一平台进行产品推广、技术交流等，从而获得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政府、组展商、展馆、参展商等是会展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四个主体相互联系且相互作用。政府在会展经济中主要起到宏观调控与管理的作用，在监管、调节以及服务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政府会根据会展经济发展需求来提供相应的硬件设施及环境，以确保会展经济各相关要素之间能够进行公平竞争，最终确保各经济利益主体都能得到协调和共同发展。政府与组展商之间属于契约关系。政府会通过招标来挑选与会展活动需求相符的组展商，在签订托管协议之后，政府会给组展商支付一定的托管费，组展商则提供相应的展览设施及服务，政府与组展商根据协议中的要求各自开展相应的工作，最终实现二者协同发展。政府与组展商之间的关系是调控与服从调控的关系。组展商结合市场客观要求及政府的指导策略来开展形式不一的会展活动，尽可能地让自身效益达到最大化。政府会结合组展商的会展需求来提供相对宽松、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结合市场经济原则，通过引入并建立市场机制来搭建场馆与组展商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会展经济有序、健康地发展奠定基础。政府与参展商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缺乏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下，会展经济可能会面临发展过度、过滥的现象，对会展经济平稳、有序发展造成重要影响。所以，政府应该将自身的市场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从各个方面来监督和约束参展商的行为，让会展经济的发展更加有序、平稳、健康。

五、结论

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发展会展经济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将自身的引导、调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使得会展经济能够朝着专业的、规范有序的、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合理规划、全面布局，结合会展实际来制定相应的会展业发展目标、规划、策略等，并在落实中协调好相关主体的相互关系。同时，在强化会展经济监督、管理的过程中，政府应建立、优化、健全相应的会展制度，为会展经济有序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撑，。此外，政府应将名牌效应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名牌引领来提升会展活动的品位、层次，让会展经济更加专业、成熟。

参考文献：

[1]杨香军,陈满雄.“大湘南板块"会展经济发展研究——以郴州为例”[J].全国流通经济,2019(26):145-146.

[2]李铁成,刘力,吴娜妹.基于功能协同与空间整合的会展经济与临空经济融合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9(18).

公共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科学，公共部门包含了各级政府、政府投资和控股的国有企事业和金融机构，因此国有企业一直是公共部门研究的重要对象。腐败是指公共部门负责人利用制度漏洞，通过掌握的信息和职位优势对公共利益的破坏。这里，公共部门负责人可以是政府官员，也可以是国企高管。腐败表面上是政治问题，但从根源上看也是经济问题，腐败的公共经济学阐释就是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探讨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国企腐败的“经济人”假设推理“经济人”假设是公共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出发点之一。该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是“经济人”，当然国企高管也不例外。“经济人”在社会生活中均有自利和理性的两种选择。自利导致每个人都尽最大可能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理性导致每个人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将根据自己的行为准则，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展开。如果这一行为准则符合大众利益，这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否则将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和腐败。腐败能给国企高管带来腐败收益，同时也给他带来腐败危害或腐败成本。作为“经济人”，只有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的时候，才会有腐败的动力。

1.腐败的收益分析。腐败预计收益计算公式如下：腐败预计收益E=E1－E2==P1×R1－P2×R2其中：E1：腐败不被查处的获利；E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P1：腐败不被查处的概率；P2：腐败被查处后损失的概率；R1：腐败不被查处的收益；R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在非法制社会中，P1>>P2，R1>>R2，这会导致腐败收益为正，甚至相当高；而在法制社会中，情况恰恰相反，腐败收益可能为负。这就能解释为何发达国家能比较好地抑制腐败，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导致政权更迭，民不聊生。

2.腐败的成本分析。腐败既有经济上的成本上的付出，也需要承担精神压力。腐败成本计算公式如下：腐败成本C=C1+C2=f1(l,m,n)+f2(p,q,r)其中：C1：为腐败交易成本，l,m,n分别为腐败所需要消耗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C2：为腐败心理成本，p,q,r分别为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腐败发生频率、腐败处罚强度。3.腐败的收益—成本分析。国企高管作为“经济人”，在腐败前一定会计算收益—成本。当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才会实施腐败。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腐败将变得没有意义。当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此时的E称为边际收益，C称为边际成本，这将是腐败行为的临界点。因此，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想抑制腐败的措施如下：一是让腐败预计收益E尽可能小，甚至为负。二是让腐败成本尽可能高，让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

（二）国企腐败的委托—理论委托—理论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基石。企业所有者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经营权让渡给更加专业的人（职业经理人），企业所有者依旧保留所有权，充当委托人角色，并获得剩余价值索取权。委托—理论认为，如果人比委托人掌握更多的信息，有可能导致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人的腐败。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其人就是国企高管，委托人就是全体人民，人民将国企经营权委托给政府和国企高管，就自然拥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利。但人民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为了行使委托人职责，经过人大批准，政府授权，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为行使委托人责任。人民行使监管权要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在这样的体系下，线框内的委托人代表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人民代表大会又是非常设机构。全体人民要想行使委托人监管权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国企高管监管的效率，增加了对国企高管监督的成本，国企高管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有条件也有可能做出损害全体公众的腐败行为，从而最终导致委托—关系的失灵。这种失灵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公众监督缺失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对国企监督委托失灵造成的损失为D，公众总数为m，则平均每个个体的损失为D/m，某个公民P因监督成功而获得的额外补偿为Rp，而为之付出的成本为Cp，那么作为“经济人”的该公民行使监督权要满足如下条件：D/m+Rp-Cp>0；事实上，在我国国企委托体系中，CP>>D/m+Rp，普通公众为监管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最终导致监管缺失，腐败泛滥，委托—关系失灵。

2.信息不对等条件下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国企高管不腐败的获利水平为C，腐败后获利水平位C1，腐败成功的概率为P1，腐败被发现后被惩罚的水平为C2，腐败被发现的概率为P2，那么根据国企高管经济人的“特征”，其腐败期望达到的结果是：C+C1P1-C2P2>C,换算后得：C1P1>C2P2；可见，国企高管期望自己的腐败行为被处罚的程度较轻且处罚概率较小，腐败行为获利程度较多且成功概率较高，即C1P1>C2P2；而这一条件实现的前提就是国企高管比公众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信息正是其能够腐败的资源所在。因此，根据委托—理论，要减少国企高管腐败，一是要降低公众反腐败的成本；二是要减少国企高管所掌握的信息优势。

（三）国企腐败的寻租理论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部门负责人利用“非生产性手段”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就是寻租。“非生产性手段”不是去创造新的财富，而是把别人创造的财富以某种技术性手段占有。经济学者贺卫在其《寻租经济学》将政府官员创租活动分为三大类：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与政府同属公共部门的国企相对应的创租活动也可以按此标准划分，一是公益掩盖下的寻租机会；二是职务带来的寻租机会；三是人为设置寻租机会。国家出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让垄断型国企无偿占用了很多公共资源，其他企业可能通过给国企或其高管支付租金的形式取得资源并获利。比如中盐公司的盐业生产配额权，中石油的油田开采权，铁道部高铁招标权等。国企高管职位的优势，让他成为寻租市场的宠儿，很多利益集团想方设法地去接近拉拢他，最终很可能导致他接受利益集团的租金，从而为利益集团服务。如中石油腐败窝案，是将国有优质油田资产贱卖给私企。当前面两种情况不能满足国企腐败高管的胃口时，他可能会人为制造租金，以利益交换为诱饵让别的企业给其上供，甚至有意提出某项损害该企业利益的政策或规定，以迫使企业让渡给部分既得利益给他。减少国企高管的三类寻租机会，只有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内部运行制度，强化权力制衡与约束机制，才能抑制寻租机会的产生。

（四）国企腐败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是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更是一种无形的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用品”，或是法律制度，或是规则规范，或是社会习俗。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展，使得“制度”因素逐步和公共经济学接轨，两者有很大的重合研究领域。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制度框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具体制度，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为解决行政权和产权关系而产生的，称为正式制度。二是文化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被称为非正式制度。以国企为例，当正式制度规范后，国企拥有的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产权来决定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寻利的机制，各方遵循相应规则各取所需。当正式制度规范以前，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国企行政权来分配的，国企高管利用制度漏洞可能将社会资源用于私利，最终导致腐败。在我国这样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社会中，人情关系网成员之间盛行的礼尚往来也属于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这种人情关系一旦运用于权钱交易，加之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则会产生大面积腐败。因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国企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制度不规范、产权不明晰导致的人情关系腐败。目前我国国企运行的宏观制度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当务之急是建立国企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实现产权的归属和价值认定。

二、国企腐败治理机制研究2014年12月9日

通过上面的公共经济学腐败机制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治理国企腐败的路径如下：国企腐败治理的6点具体措施，其本质都是制度方面的完善、制衡和监督，但制度的改进岂是短期内能实现的。本文认为，国企行政管理机制和政府部门高度相似，国企高管亦官亦商的身份，其监管难度比政府官员还要大，必须从国企内部和外部同时入手，才能起到真正威慑作用。国企内部要建立“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主要是理顺国企内部的权力分配，确保实现国企的战略目标。国企外部要建立人大常委会为监督机构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确保国有企业合理开支，稳定收入。

（一）治理国企腐败的“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说明精英职业经理人是国企的首要行政负责人和企业发展战略具体实施负责人。他与普通经理人最大的不同是，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由人大常委会选举产生，他具有如下特征：

1.精英职业经理人拥有国企内部最高的人事权，可以决定整个国企领导机构的人事任免权，他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

2.精英职业经理人需从社会上招聘，有一定任期，要由人大常委会负责组织招聘，通过公开的选拔程序挑选出来的。

3.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他的整个领导班子没有财务管理使用支配权限，所有支出和收入都要通过预算管理制度预先制定。

4.如果支出预算超出或收入预算减少，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常委会质询，取得谅解后，才可更改预算计划。

5.精英职业经理人，与人大常委会签订聘用合同，采用和风险匹配的年薪制，只有完成了预定目标才可能拿到全额薪金。否则要根据合同执行情况，予以扣减甚至清零。

6.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管理，定期接受人大常委会的检查监督。如有贪腐行为，必将受到追究，严重的会导致精英职业经理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其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发现贪腐行为的，精英职业经理人是第一责任人。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精英职业经理人需担负起企业发展的大任，他绝对不能接受腐败在他掌控的体系内蔓延，因为那样会直接侵害其利益。精英职业经理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在组织体系内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尽量避免腐败发生，同时建立一套适合的激励机制，鼓励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用合规合法的方式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奋斗。

（二）治理国企腐败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说明

1.人大常委会是“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组织者，因为人大常委会是公众选出的常设机构。而国企资产是公众的共同财产。因此人大常委会必须担当此责任。

2.人大常委会还要建立与“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国企领导监督权，包括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贪腐行为等。

3.包括国企员工在内的全体公众都有权通过人大常委会质询精英职业经理人及其团队的预算完成情况及人事权问题，其质询方式多种多样，比如网站、微信等举报成本低的方式，确保公众少花费时间和金钱，在制度框架内要求限期答复。

4.人大常委会要组建自己的智囊团队，涉及到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物质采购、招标投标、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和专业领域，必须听取智囊团队的专业性建议，以便对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合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5.精英职业经理人要定期给出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该报告需通过人大常委会的表决，多数赞成后才能获得通过。为保证投票的公正性，具有投票权的人大常委会代表是临时组成的，并在投票前夕公布。投票甚至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确保异地代表行使权力。投票后，投票代表信息个人要立即公布，并接受监督，以保证投票的公正性，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人大常委会都可以对投票的结果举行听证，投票代表也必须当场对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质疑作出直接或书面回应。

6.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必须以公开、公正、权威的方式面对公众，以便全体公众对报告具体事情进行监督。

7.人大常委会要对国企的治理机制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确保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避免出现独断专行的的精英职业经理人。

8.人大常委会要组建产权认定机构，确保国有资产不被贱卖和保值增值。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核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的方式，能够控制国企的过度支出，同时国企收入一旦与预算不符合，可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作解释说明。另外，由于信息披露充分和层级减少降低了监督成本，公众的监督也极大限制了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贪腐动力。

三、结论

公共经济学范文第5篇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1929到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经济的萧条促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古典经济退出历史舞台，而面对如此的巨变，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家们也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陷入困境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出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采用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用国家宏观调控进行调节控制原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带领美国和众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经济危机。发生这一经济巨变，无疑使公共经济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36年在美国出版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应从“政府收支”转为“公共经济”，为日后公共经济学蓬勃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之后于1959年，“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横空出世在美国学者查理•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中，他在书中提到“公共经济学就是研究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让“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在众多经济学者的眼前一亮。之后于1965年，他又直接以“公共经济学”为书名，出版了著作，标志着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理论学科诞生，而查理•马斯格雷夫也因此被誉为“公共经济学之父”。

随着“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正是产生，公共经济学迎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短时间内以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学为题目、书名的著作频繁出现。1969年卡梅隆出版的《公共经济》中，把公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进行了具体区别，而且对公共经济学的范畴进行系统化扩大，引起了公共财政学向公共经济学进行转变。使其成为了经济学领域内一个有独立体系的分支。之后1977年美国学者又把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亚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使其不在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北欧地区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引起了更多的学者对公共经济进行关注。一路走来，公共经济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成熟，在20世纪末，由于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数学方法的紧密结合应用，公共经济学也逐渐融入了其他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信息学及管理学，进而产生了许多与公共经济学有关联的边缘学科，如福利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而公共经济学自身在内容、形式、研究方法都有非常大的发展。

中国公共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说来，国内有关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比较晚，直到1990年前后才被国内经济学者所熟识。但自对外开放以来，随着不同时期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有关经济学的实践和研究飞速发展，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最有力量的分支更是在中国蓬勃发展，自1990年这一概念传入之后，中国相关学者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短短几年内，有关公共经济学的著作、期刊等出版物广泛出版，1994年出版了白景明的《公共经济》，1999年出版了郭庆旺等编著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以及近年出版的《地方政府视角的公共经济学研究》，另外于2007年，中国第一个公共经济学研究机构——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在北京成立。